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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儀

故事一： 

住台東市成都南路的年輕李太太，小孩常罹患氣管炎，而常帶來找我看病，小孩鼻呼吸道過敏體質弱，不宜太常吹冷風，故建議小孩少吹強風，尤其是早晚海風冷，李太太回應說「沒辦法，我們家就靠海邊，天天都要吹海風啊」，我才驚醒道：「對啊，成都南路就沿著海邊呀！可是，成都怎麼會在海邊呢？這不是很荒謬嗎？」李太太驚醒道：「喔，你很民進黨喔。」我回答：「我很台灣，我講求真實，我不是民進黨，你這樣長期住在中國地名，不覺奇怪嗎？」 

故事二： 

九年前兩位原住民朋友來找我看病，喉嚨扁桃腺化膿病得很重，顯然很勞累沒有休息，我問他們「最近很忙很累沒休息是嗎？」他回答說：「好累，才從雲南回來，去參加中國少數民族舞蹈大賽，還得名，獲表揚，可是很累很累，坐飛機，轉機、接火車、走路，累壞了！」我內心苦笑，回應他們「老兄，你們可是台灣原住民，最有資格稱為台灣原始住民的台灣人，跟中國人一點關係也沒有，怎麼今天變成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呢？而不當台灣的主人呢？你們有沒有搞錯啊！你們的行為，地底下的祖先知道了，會做何感想呢？這兩位朋友想了好一陣子，終於想通了，回應我說：「知道了，謝謝你，我們下次不會去了。」 

1974年警務處公布「台灣省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辦法」第四條第四款寫著：「道路命名應斟酌具有左列意義者：“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適合當地地理史蹟或習慣者、‘具有表揚善良之意義者。」 

1976年，台東市的街道大重整，顯然當時的戶政人員偏向前面三條文，而忘了後二條文的意義，結果台東市140條街道名出現13個中國省名，35個中國城市地名，25個政治教化，中華文化意涵，32街道同里名中亦至少10條政治教化，共83條佔近60％，46里名中，至少15里是政治教化內涵，佔32％，里名中只有馬蘭、岩灣、寶桑、卑南、知本五里保留原名。 

原住民部落名字也被改名中國名字（如青海路、松江、合江路），紀念早年外國傳教士醫療傳道事蹟的慈愛街也莫名其妙被改成杭州街（跟杭州一點關係都沒有）…，將台東具有歷史、地理、人文意義的地名，大部分抹煞！至今近30年，剝奪了住民的地名權，也違反1970年世界語言權宣言。說台東市好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東城，也頗有真實性。台東人活過日本殖民地時代，卻又進入另一個中國化殖民時代，在中國式教育薰陶之下，對台灣台東固有的歷史，人文、地理越來越模糊、遙遠，不知不覺進入自我殖民時代，不知身為台灣住民，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互不隸屬，建立自主文化意識，尚在茫霧漂泊中。 

高金素梅、孔文吉立委，選讀中國上海大學民族學院，而不選花蓮東華大學民族學院或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國親原住民立委最近競相前往中國「朝拜」，接受招待，正顯示部分原住民竟然已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對內以原住民為口號，爭權爭利喊得喧天價響，儼然她是台灣忠貞分子，但對於國家認同時卻搖身一變，變成中華民族少數民族，對在台灣源遠流長的南島語系原住民，也是最有資格稱為台灣住民的原住民同胞，真是情何以堪！ 

部分原住民近兩三百年來經漢化，日本皇民化及中國國民黨中國化教化之後，已經越來越不認識自己的祖先及文化，在歷史洪流中，越來越看不到自我了。同樣的危機也存在河洛、客家族群。 

台灣確實是不正常國家，民主政治體制，已經相當確立，但對國家定位、土地認同卻有一部分（少數）出現極大分歧，甚至南轅北轍。明明是台灣，原就有優美的在地化的地名，多元文化，歷史本貌，卻被套上一大堆跟台灣沒有關係，也脫離事實的地名、街道名，充滿著中華民族意識以及以前反共抗俄八股政治教化，把原有的文化歷史及族群意義的名稱撤換掉了。喪失了在地真實性，及教育文化主體性，加上外來式中國化教育，致使人民與土地逐漸疏離，文化語言根性也逐漸喪失，漂泊茫然，認同性當然錯亂，這正是台灣不能成為一個正常堅固的民主國家的深層主因。 

國人應共同努力正名地名街道，恢復古老魅力，拾回歷史記憶，面對真實，台灣主體，重新建立對這塊土地的認同，珍惜它、愛護它，意義無比重大。 

（作者為醫師、台灣東社社長）

原載《台灣日報》2005.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