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同
日前一位友人因隔天要上電台評論「媒體亂象」，來電詢問有何對治良策？我當然沒有良策，只是臨時擠出一些想法，認為一般民眾把責任都怪到記者身上，實在有一點冤枉，反而最該怪罪的兩個人，一是媒體老闆，一是總編輯。事後自己愈想愈有道理，卻又想起誰來為貓掛鈴鐺的寓言故事，究竟，誰來告訴這些媒體老闆和總編輯，你們真的錯了。
以前媒體老闆讓人家尊重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不干預媒體，而總編輯則因為敢於拒絕包括老闆及外界的干預而受人敬重。但現在，這樣有所不為、令人自豪的風骨，在兩者之中都已是蕩然無存了：不僅蕩然無存而且總編輯多已成了老闆的心腹，只有唯命是從的份。
名政論家司馬文武二十幾年前寫過一本書，叫做「我愛凱撒」，二十幾年後當時新新聞的社長王健壯也出了一本書，書名剛好是「我不愛凱撒」。凱撒是愛好且懂得玩弄權力的西方政客典型，司馬文武譏諷政客的心中渴望，王健壯則藉著一則一則西方的新聞自由典範事例，宣示媒體對政治人物永遠的監督及反對者角色。
然而，管它愛不愛凱撒，現在媒體的真正寫照，不如說「我怕老闆」還比較接近一點，老闆要賺錢，因此要報份、要收視率，身為總編輯豈能不媚俗以待？尤其蘋果日報進來台灣之後，一切唯利是圖，凡能刺激讀者閱讀慾望的報導及用詞，絕對毫不猶豫的圖文並茂加斗大標題的攤開在讀者面前，冠上服務讀者知的權利等堂皇理由，而且屢試不爽，迭創佳機；老闆黎智英根本不需要在場坐鎮，還可以到法國南部半年專心學作菜，誠可謂統御之術的化境之極了。
總編輯甘為老闆的意志執行者，下面的主管和記者就更像一顆顆的棋子了。不僅眾所周知蘋果日報的記者像螺絲釘，連號稱文人辦報的傳統兩大報也紛紛跟進，舉最近的台開案為例，就有兩大報之一的總編輯親自打電話要求記者寫特稿，不管記者如何拒絕和解釋，就是要強調檢調單位偵辦此案畫有底限，不得已記者勉強交稿，總編輯辦案，再創佳話，媒體圈一時傳為「懼」譚，因為實在是聞之色變，誰敢笑得出來？
蘋果風橫掃之下，各報總編輯的下題風格更是望風披靡，類似「阿扁強辯」當做新聞標題的例子，早已司空見慣；但其中經典之作，仍以聯合晚報5月25日的頭版為獨佔鰲頭。當天聯晚的頭版標題是「駙馬收押雙創首例 趙建銘被查肛門」。當兩大報系批評蘋果日報是一份不適合帶回家的報紙的時候，他們卻端出了這樣的貨色，把查肛門當做天大地大的新聞重點塞進許多人的眼睛裡。坦白講，這簡直像極了總編輯的自我意淫，而且非要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呢！
中國時報雖不如此猥瑣，但其對於烏來高砂義勇軍紀念碑的新聞處理，卻更為蠻橫十倍。她頭版標題用的字眼是烏來被日本「佔領」了，內頁則強調日本國旗令人「刺眼」，完全是充斥大漢沙文主義，強加其八年抗戰的仇日心態於毫無抵禦之力的老一輩原住民身上，絲毫不尊重他們的歷史記憶。結果在台北縣長周錫瑋的一聲令下，毫無討論餘地的，紀念碑被遷走了。誠如協助這項文史工作的學者不禁淚流滿面之所言，當初經過層層核可才設立，如今連一點公文程序都不用，就逕自給拆了，難道縣長最大嗎？
其實，更可怕的是媒體正在重新建構一種新的氛圍，亦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知識分子論的作者薩依德說：「他者總是被非人化、妖魔化，被變成是隱形的。我們必須找出一條正確對待他者的方式，給予他們空間而不是剝奪他們的空間，而且是要把他者置於一個具體的歷史和空間裡。」作為重要影響力的媒體，連這樣的視野都付之闕如，她究竟又如何吸引著怎樣的知識菁英投入這樣的文化事業呢？
事實上，這則新聞正是前文提到「我不愛凱撒」一書的現任中國時報總編輯王健壯的傑作。自從他上任之後，多少人拭目以待，咸認以其輩分和聲望，這下總可以玩出不一樣的把戲了吧；不幸的是，如今只要是新聞圈之人，對於中國時報的風格莫不為之側目，其保守獨斷之乖張程度，早已背離當年號稱自由派的王健壯了。
王健壯在前兩期的目擊者雜誌接受專訪談中時購買三中的議題時，信誓旦旦說，還沒定案的事不算新聞，定案了自然會報導。天可憐見，包括中時在內的所有媒體，那一家不是天天預發新聞搶獨家，甚至錯了還可歸因於情勢改變所致，獨獨自家的新聞何其慎重如斯？但更令人失望的是，約都簽了，國民黨立委蔡正元都出任中影董事長了，還是不見中時有何內幕可言，外界的種種質疑，更是不見隻字片語，不愛凱撒的王健壯到底怕的是什麼？
台灣媒體的發展有許多種解釋，但從時代的變遷來看，或許初步可畫分成三個階段，一是兩蔣獨裁體制下「乾淨」的自閹媒體，以至於到了李登輝主政時代的意識形態掛帥的媒體，到了政黨輪替之後，則不管是那一種意識形態的媒體，多數都是以商人利益優先的商業媒體，號稱第一大報的自由時報照樣學蘋果日報的狗仔隊風格，到處揭藝人之隱私以為賣點。更恐怖的是，各式各樣的杜撰新聞扭曲事實的報導可謂磬竹難書。電影「晚安，祝你幸運」的名言：「指控不等於證據」，如果拿來和TVBS2100全民開講每天進行公審相對照，會不會讓人覺得諷刺到了極點。
英國劍橋大學紐罕學院院長昂諾娜‧歐妮爾（OnoraO'Neill）質疑媒體就像擁有欺騙的執照，是造成現今社會彼此無法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如要詐欺犯不說謊非常困難，難道台灣媒體不作假只是做如實的報導，也這般困難嗎？提筆寫這篇文章的心情其實非常沉重，因為幾乎檯面上的所有媒體高層主管都背有同樣的原罪，誰有資格丟石頭而不被丟呢？然而，台灣的媒體人最缺乏的，豈非就是自省和不顧情面，當總編輯鄉愿的自我解嘲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時，台灣媒體就真的已到了沉淪至極的地步了。
誰來告訴這些媒體老闆和總編輯，你們每一天出刊、發送的報導，會不會就像一篇篇和一卷卷的犯罪實錄，未來的歷史勢必要被拿來檢驗的。
日前一位友人因隔天要上電台評論「媒體亂象」，來電詢問有何對治良策？我當然沒有良策，只是臨時擠出一些想法，認為一般民眾把責任都怪到記者身上，實在有一點冤枉，反而最該怪罪的兩個人，一是媒體老闆，一是總編輯。事後自己愈想愈有道理，卻又想起誰來為貓掛鈴鐺的寓言故事，究竟，誰來告訴這些媒體老闆和總編輯，你們真的錯了。
以前媒體老闆讓人家尊重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不干預媒體，而總編輯則因為敢於拒絕包括老闆及外界的干預而受人敬重。但現在，這樣有所不為、令人自豪的風骨，在兩者之中都已是蕩然無存了：不僅蕩然無存而且總編輯多已成了老闆的心腹，只有唯命是從的份。
名政論家司馬文武二十幾年前寫過一本書，叫做「我愛凱撒」，二十幾年後當時新新聞的社長王健壯也出了一本書，書名剛好是「我不愛凱撒」。凱撒是愛好且懂得玩弄權力的西方政客典型，司馬文武譏諷政客的心中渴望，王健壯則藉著一則一則西方的新聞自由典範事例，宣示媒體對政治人物永遠的監督及反對者角色。
然而，管它愛不愛凱撒，現在媒體的真正寫照，不如說「我怕老闆」還比較接近一點，老闆要賺錢，因此要報份、要收視率，身為總編輯豈能不媚俗以待？尤其蘋果日報進來台灣之後，一切唯利是圖，凡能刺激讀者閱讀慾望的報導及用詞，絕對毫不猶豫的圖文並茂加斗大標題的攤開在讀者面前，冠上服務讀者知的權利等堂皇理由，而且屢試不爽，迭創佳機；老闆黎智英根本不需要在場坐鎮，還可以到法國南部半年專心學作菜，誠可謂統御之術的化境之極了。
總編輯甘為老闆的意志執行者，下面的主管和記者就更像一顆顆的棋子了。不僅眾所周知蘋果日報的記者像螺絲釘，連號稱文人辦報的傳統兩大報也紛紛跟進，舉最近的台開案為例，就有兩大報之一的總編輯親自打電話要求記者寫特稿，不管記者如何拒絕和解釋，就是要強調檢調單位偵辦此案畫有底限，不得已記者勉強交稿，總編輯辦案，再創佳話，媒體圈一時傳為「懼」譚，因為實在是聞之色變，誰敢笑得出來？
蘋果風橫掃之下，各報總編輯的下題風格更是望風披靡，類似「阿扁強辯」當做新聞標題的例子，早已司空見慣；但其中經典之作，仍以聯合晚報5月25日的頭版為獨佔鰲頭。當天聯晚的頭版標題是「駙馬收押雙創首例 趙建銘被查肛門」。當兩大報系批評蘋果日報是一份不適合帶回家的報紙的時候，他們卻端出了這樣的貨色，把查肛門當做天大地大的新聞重點塞進許多人的眼睛裡。坦白講，這簡直像極了總編輯的自我意淫，而且非要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呢！
中國時報雖不如此猥瑣，但其對於烏來高砂義勇軍紀念碑的新聞處理，卻更為蠻橫十倍。她頭版標題用的字眼是烏來被日本「佔領」了，內頁則強調日本國旗令人「刺眼」，完全是充斥大漢沙文主義，強加其八年抗戰的仇日心態於毫無抵禦之力的老一輩原住民身上，絲毫不尊重他們的歷史記憶。結果在台北縣長周錫瑋的一聲令下，毫無討論餘地的，紀念碑被遷走了。誠如協助這項文史工作的學者不禁淚流滿面之所言，當初經過層層核可才設立，如今連一點公文程序都不用，就逕自給拆了，難道縣長最大嗎？
其實，更可怕的是媒體正在重新建構一種新的氛圍，亦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知識分子論的作者薩依德說：「他者總是被非人化、妖魔化，被變成是隱形的。我們必須找出一條正確對待他者的方式，給予他們空間而不是剝奪他們的空間，而且是要把他者置於一個具體的歷史和空間裡。」作為重要影響力的媒體，連這樣的視野都付之闕如，她究竟又如何吸引著怎樣的知識菁英投入這樣的文化事業呢？
事實上，這則新聞正是前文提到「我不愛凱撒」一書的現任中國時報總編輯王健壯的傑作。自從他上任之後，多少人拭目以待，咸認以其輩分和聲望，這下總可以玩出不一樣的把戲了吧；不幸的是，如今只要是新聞圈之人，對於中國時報的風格莫不為之側目，其保守獨斷之乖張程度，早已背離當年號稱自由派的王健壯了。
王健壯在前兩期的目擊者雜誌接受專訪談中時購買三中的議題時，信誓旦旦說，還沒定案的事不算新聞，定案了自然會報導。天可憐見，包括中時在內的所有媒體，那一家不是天天預發新聞搶獨家，甚至錯了還可歸因於情勢改變所致，獨獨自家的新聞何其慎重如斯？但更令人失望的是，約都簽了，國民黨立委蔡正元都出任中影董事長了，還是不見中時有何內幕可言，外界的種種質疑，更是不見隻字片語，不愛凱撒的王健壯到底怕的是什麼？
台灣媒體的發展有許多種解釋，但從時代的變遷來看，或許初步可畫分成三個階段，一是兩蔣獨裁體制下「乾淨」的自閹媒體，以至於到了李登輝主政時代的意識形態掛帥的媒體，到了政黨輪替之後，則不管是那一種意識形態的媒體，多數都是以商人利益優先的商業媒體，號稱第一大報的自由時報照樣學蘋果日報的狗仔隊風格，到處揭藝人之隱私以為賣點。更恐怖的是，各式各樣的杜撰新聞扭曲事實的報導可謂磬竹難書。電影「晚安，祝你幸運」的名言：「指控不等於證據」，如果拿來和TVBS2100全民開講每天進行公審相對照，會不會讓人覺得諷刺到了極點。
英國劍橋大學紐罕學院院長昂諾娜‧歐妮爾（OnoraO'Neill）質疑媒體就像擁有欺騙的執照，是造成現今社會彼此無法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如要詐欺犯不說謊非常困難，難道台灣媒體不作假只是做如實的報導，也這般困難嗎？提筆寫這篇文章的心情其實非常沉重，因為幾乎檯面上的所有媒體高層主管都背有同樣的原罪，誰有資格丟石頭而不被丟呢？然而，台灣的媒體人最缺乏的，豈非就是自省和不顧情面，當總編輯鄉愿的自我解嘲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時，台灣媒體就真的已到了沉淪至極的地步了。
誰來告訴這些媒體老闆和總編輯，你們每一天出刊、發送的報導，會不會就像一篇篇和一卷卷的犯罪實錄，未來的歷史勢必要被拿來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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