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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來往於美國和台灣之間，我接觸過很多關心兩岸關係的中國人和台灣人，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的現象就是「逆向攀比」。其表現為：很多台灣人認為中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而很多中國人卻對中國經濟前景有高度危機感，對未來不敢樂觀。相反，相當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高度評價台灣民主轉型的成果，對台灣現狀持樂觀態度，而很多台灣知識分子卻認為台灣現在的民主很失敗。

出現這種現象，首先是因為雙方彼此的了解實在太少，而且這樣的了解也往往局限於表象，再加上感同身受的心理因素發揮的影響，大多數人都容易對身邊的事務有更深切的不滿而不是滿意，相反地，會更寬容他人的短處。這種心理，俗稱「這山望著那山高」。

這種心理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如何使它可以控制在一個理性的限度內，卻是對知識分子的考驗。20世紀三○年代歐洲知識分子曾經出現過的思想搖擺就是一個例子。

在雷蒙．艾宏（Raymond Aron）《入戲的觀眾》一書中，艾宏對三○年代歐洲知識分子的非理性選擇提出批評。當時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抬頭，引起知識分子警覺；對納粹反感的同時，大批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導致整個三○年代歐洲知識界形成「集體左轉」的氣氛。一時間，蘇俄成為歐洲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圖騰。儘管當時已經出現關於史達林濫殺無辜的傳言，但大部份知識分子卻無動於衷。他們為了反抗一個魔鬼，不惜與另一個魔鬼結盟，甚至為此出賣自己的良知。艾宏回憶說，當時只有極少數頭腦清醒的人，比如說Souvarine，就寫過一本關於史達林的書，但是在當時的氣氛下居然被Gallimard出版社拒絕出版。艾宏說：「現在回想起來，他是最早認清蘇聯政權的法國人之一。」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三○年代死在史達林恐怖統治之下的人數，比死在納粹屠殺中的人還多， 可是那時的歐洲知識分子，根本不相信像艾宏這樣的先知者的警告。在他們的心中，蘇俄的社會理想光芒萬丈，以至遮掩了背後的重重黑幕。當然，四十年以後，蘇聯的黑幕逐漸打開，歐洲知識分子普遍受到了衝擊與幻滅。

現在回頭看八十年前那段思想史令人無限感慨。像艾宏這樣的知識分子可以洞察表象之下的真實，不被主流的聲勢影響，可惜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卻無法發揮對社會輿論的導正作用。今天面對所謂的「大國崛起」，這樣的先知者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