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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翠峰

   若果僅以抵台的先後順序,森氏之排名應該首榜,可是若果以從事學術上之調查工作年代為序,則不得不讓鳥居
龍藏一小步(僅差兩、三年而已)。

● 一個悲劇性的自我預言

森丑之助來台後隨陸軍部隊移防各地,其間也順便巡察平埔族各社,其所見所聞,逐漸地醞釀成為一股調查研究台灣
山地的願望與雄志,偏偏在一八九六年結識了剛剛來台正在台灣東部進行學術調查的鳥居龍藏。

森丑之助較鳥居龍藏年輕七歲,一個是對於人類學尚未入門的門外漢,一個是已經在學界略有成就的專家,所以這一
次的結識,意義非常重大,也是促使一個語言專家轉進人類學家的開始。

一九○○年鳥居第四次入山調查原住民,森氏應邀同行,他充當鳥居的嚮導兼翻譯,途中多次遭遇到危險,可是最大
的收穫卻是在同行中學習了諸多鳥居的學識及調查方式。若果說由日本前來台灣而且結識鳥居龍藏,是森丑之助一生
中的轉捩點,實無不可。

嗣後森丑之助即潛心於台灣學,其範圍包括人類學、地理學、植物學等廣大領域,可以說足跡遍及全台各地(尤其山
地)。一九○二年是他發掘文化遺址最多的一年,他曾挖過梧棲、烏日庄、烏日溪畔、土城庄、阿冷山、東勢角、石
角山、台中公園等遺址。現在國立台灣博物館係日治初期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開始籌備,當初森氏曾經服務該
館一段時期,有關民族學與考古學方面的藏品,有許多是森氏早期所蒐集的。

●獻給蕃地學術研究的一生

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他回到總督府警務本署蕃務課。大正元年(一九一二)森氏對原住民族的分類法,被總
督府當局認定並正式採用在各種場合。這個事實也證明了他的研究成績具有先驅性的效用。一九一三年森氏暫別台灣
,返日在家整理資料,一九一五年又獲得台灣總督府的邀請,重返台灣擔任蕃務署的「囑託」(見前)。

森丑之助在台計二十八年,其間自始自終都在從事台灣原住民的調查、研究及攝影。他頗具語文天才,由於在山地的
期間多於平地,所以擅於山地各族的語言,且為山地各族所喜愛,當時要前往山地的學者,都曾經受到他的指點與幫
助。

一九二六年森丑之助搭乘由基隆駛往日本的輪船,在中途忽然跳海自殺,原因不詳,但有人說他對於台灣原住民的前
途非常憂慮而致尋短(也有一說是他的理蕃見解不為當局所採納),不無可能,享年僅四十九歲,令人惋惜。森丑之
助生前曾經說:「我既然已決心要將一生奉獻給蕃地的學術研究,萬一遭受意外而無法生還,也是我的宿願,毫無遺
憾。」短短的一句話,強而有力地說明了他將研究台灣先住民族的工作視為一生的使命,同時這句話也成為他對自己
的預言,只是他並非死在山地而是跳海,場所雖大不相同,然而在意義上卻是符合的。可以說他在台灣學上成為第一
個悲劇的主角。

他一生的著作頗豐,可是以單行本出版的,卻只有《台灣蕃族志》第一卷(一九一七)及《台灣蕃族圖譜》兩卷(一
九一五),其他更多散見於報刊雜誌論文。不過僅以《台灣蕃族圖譜》為例而言,它說得上是一部鉅著,從質或量雙
方面來說,也都稱得上。戰後從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者,莫不人手一本,因為這些攝影作品上的細節——尤其各族的
生活樣貌、服飾藝術與傳統房屋的外形及結構等,頗可供後世學者作參考。

●台灣高山族社會生活的寶貴記載

關於這三部著作,馬淵東一曾經在〈關於高砂族的社會人類學〉(一九五三)一文中提到「森氏的《台灣蕃族志》,
是有關高山族社會生活的諸多寶貴記載,然而從整體而言,它並非偏重於習慣法的研究,實為包括了體質研究在內的
廣義的人類學著作。據聞,森氏對於泰雅族、賽德克、布農等族特別熟識,若果他在生時能如願地完成《台灣蕃族志》十卷及《台灣蕃族圖譜》十卷的刊行,對
於學術界必有莫大的裨益,可惜他早逝。」

宮本延人在其著作上的一句話,該是對森氏一生對台灣學的貢獻做了最佳的註腳:「今日台灣高山族的研究,實建立
於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成績,以及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人的功勞之上。」

繼後,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總督府成立了「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是一個有組織有經費的龐大機構;研究
台灣漢人「舊慣」與山地「蕃族」,便是其兩大目標,結果完成了《蕃族調查報告書》計二十四冊巨著,至今被學術
界奉為經典,其中貢獻最大的便是佐山融吉等。他們的調查不但有文章詳述,還配有速寫插圖,可以了解器物之造形
及其功用。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推為原始藝術者(當時東方各國尚未出現這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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