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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李明宗台北九日電）新聞局長謝志偉今天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國歌是戒嚴時代的黨歌，民主化後不可要求人民唱一個黨的黨歌，這是污衊民主，明天國慶日「我不唱」。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羅明才（台北縣）下午質詢行政院長張俊雄，明天是否參加國慶慶典。張俊雄答復羅明才，本來就準備參加相關慶典。

羅明才質詢謝志偉明天是否會唱國歌？謝志偉說，國歌第一句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這是戒嚴時代的黨歌，民主化後不可要求人民唱一個黨的黨歌，這是污衊民主，「我不唱」。

羅明才說，這種說法錯誤，現成制度就是這樣，國歌不能改，但謝志偉表示，「人民比黨還要大」。

羅明才質疑，沒有國家哪來人民？謝志偉回說，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羅明才追問，「你要飲水思源」，沒有中華民國存在，就沒有新聞局長在立法院備詢；謝志偉表示，沒有台灣存在，「就沒有你們中國國民黨」。 


延伸閱讀：　「台灣」、「光復」有過節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oct/25/today-f2.htm

　謝志偉

　十月，據說是光輝的，是屬於慶典的，在兩蔣戒嚴時代，是「必須」舉國同歡，普天同慶的。「舉」國與「普」天，簡單說，就是「一律」的意思，指的是「全國軍民同胞們」，包山包海，沒有例外。須注意的是，「全國軍民同胞們」是讓統治者指稱他的「臣屬」，所以他是唯一的「例外」，所有的「一律」都是不及於他的，因為作為獨裁者，他是「一律」的發動者，而非「接受者」。

　「一律」，等於英文的「uniform」，後者源自拉丁文，字面的意思就是「一式」，隱含「不得有異」—從外表到內心或腦子裡都是「一無二致」的。「慶」指的是外在的動作，「歡」是內心的感受。配套設備尚有「家家戶戶掛國旗」和「萬眾一心呼口號」，則是結合「外在」和「內心」的具體「uniform」之呈現。不過，在解嚴後，民主概念及制度的普及已不容許這種現象存在，此所以，擁有八十萬選票、集愛盟成員和職業學生抓耙仔於一身的國民黨台北市馬英九市長也只能來硬的，才有辦法重溫和意淫戒嚴時代「旗海飄揚」的統治快感：下令轄下所屬公立機關行號等單位以公款高達兩百萬台幣的金額購買三萬五千支國旗海插北市各地，而且還從十月十日的「國慶日」插到十月二十五日的「光復節」。蓋「旗海飄揚」就是往昔統治者每逢重要慶典時為全體國民所穿上的「制服」也，沒有別的選擇，就此一家旗幟鮮明。就此觀來，當年新黨趙少康及其支持者手揮巨幅國旗滿場飄揚與阿扁拚台北市長時所呼喚的「新秩序」，說穿了，其實就是要恢復解嚴前的「舊秩序」也。

　依奧地利作家布洛合（Hermann Broch, 1886-1951）看法，「制服」的功能就在於抑制不安、騷動或異端以維持秩序。當然，指的是威權或統治者的秩序。準此，凡在戒嚴或極權統治下成長的人，看到「制服（含帽子或其他配件）」（Uniform）一詞，「軍人」或「警察」立即浮現眼前或腦海，舉世皆然。「軍警」兩字在台灣合成一詞，也就不足為奇了，或甚至雖然有各種制服，但是「制服」幾乎就變成「軍警」的代名詞了，如林雙不小說《黃素小編年》裡的描述：「槍聲響起，…幾個穿制服的人撲上來，把黃素推向路旁的一輛卡車…一天清晨，三名穿制服的人走進囚房，拖起黃素。」這篇寫的是「二二八」，自此直到六、七○年代，統治者的制服除了「軍警制服外」，莫忘了還有情治安全人員所慣穿的「中山裝」，如吳豐秋的《後山日先照》裡所述：「當時在場的一些穿中山裝者企圖以威權壓人…。」

　當然威權壓人，對台灣人來說，絕非起於國民黨來台之後，在吳濁流的小說《陳大人》裡，穿著殖民統治下日本人警察制服的台灣人陳英慶就囂張到連借用騎樓劈竹片的親舅舅（台灣人的「母舅」何其大！）都敢踢帶罵：「算來要叫你阿舅。」陳大人傲然指著頭上那頂巡查捕的帽子接著說：「可是，我有了這頂帽子，再不能叫你阿舅。」大人走時，還將「佩劍弄得鏘鏘作響，裝模作樣地跨起大步，鞋音得得而去」。制服、帽子、佩劍、皮鞋，一應俱全，構成一幅穿著「制服」的統治者代理人「制服」了被統治者的完整圖像，正如之後被母親責罵時，陳英慶所說：「我不是尋常人，是官，是大人。這頂帽子是日本天皇所賜，有這頂帽子，哪有阿舅，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打，可以縛。」

值得一提的是，英文「uniform」也好，漢語裡的「制服」也好，都既可當名詞，也可當動詞，高大在上者壓制卑微在下者，此所以「制服」可與「制伏」通之故。這種權力所有者與權力對象之間的關係發展到極致時，連穿在銀行服務員身上的制服都能發揮象徵「權力」的功能，如卡夫卡在其力作《蛻變》裡所述。

　父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卡夫卡的生命及作品裡均扮演著極其關鍵的角色，尤其在《蛻變》裡，原本在父親病後成為家中經濟支柱並因而取代之前專屬父親一家之主地位的兒子，在蛻變為一隻有口無言、有腿無手、在家人面前再也站不起來的怪異甲蟲之後，發現之前「病懨懨，穿著睡袍，整天不是蜷縮在被窩裡，就是萎坐在靠椅裡的父親」，一夕之間竟然筆直有力地站立在他前面，上下易位，主客易勢，明顯不過。毫無疑問，卡夫卡透過父親之「高高在上」和兒子的「匍匐在地」之間的抽象對比來呈現了「權威」的具體所在。而卡夫卡為了替此「權威」的份量加碼，除了把父親原本無精打采的神態代以「一雙濃眉下炯炯有神、逼人不敢直視的雙眼」外，更將鬆寬的睡袍換成銀行服務員之「帶著閃亮發光金扣的筆挺制服，高領豎起，配上繡有金字的小帽」。在此，「制服」， 儘管只是銀行服務員的制服，卻是關鍵字，它象徵著早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就躍躍欲起的普魯士軍國精神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意志╱奧匈帝國的強悍國勢—《蛻變》出版於一九一二年，兩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即爆發。

　「制服」既然代表著權力、統治者，代表勝利的一方，那也就難怪，日本戰敗後，飽受日人欺凌的台灣人在基隆碼頭人手一支小國旗地迎接「祖國」軍隊時，看到「每一位士兵都背著一支傘，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吳濁流：《波茲坦科長》）時，失望之情不禁溢於言表了。然而，他們還是善意地為「祖國」解釋：「那雨傘不是雨具啊，那也是武器的一種呀！」等等，正如二二八劫後餘生者余聲潤在藍博洲在《藤纏樹》裡的口述所說：「下船後，我看到港口附近有許多穿著草鞋、邊走邊吃香蕉的國軍，可是我並沒有因為他們穿得不好就看不起他們。」只不過，這種感覺並未維持太久：「然而，當我親眼看到一個國軍用刺刀買東西時（按：指鴨霸），我就開始對這樣的『祖國』打了問號。」顯然，尖銳的刺刀取代了鬆懈的制服去維持，甚至執行了統治者的威權，這也解釋了，何以台灣人所看到的蔣介石本人或肖像，不是穿軍服，就是中山裝。

　經歷了這些，對「光復」的意涵，台灣人開始揚棄「一律制式」的思維，而注意到「一律」與否，其實並不必然，而是依統治者的需求，例如，同樣是戰後，韓國人是韓國人，中國人還是中國人，連戰敗的日本人也還是日本人，唯獨台灣人卻變成中國人。而同樣在中國和韓國都叫「光復節」，且都是八月十五日，偏偏在此地稱為「台灣光復節」，而且是在十月二十五日。我們不由不佩服鍾肇政敢於在一九六二年的小說《流雲》寫出以下的字語：

　特別是光復這詞，它的音韻，它所引起的聯想—這兒得說明一句，這時的台灣人多半對這個詞還沒有正確的觀念，它所包含的真義，在人們心目中還只是個模糊的概念而已—是極其奇異的。光復的日文發音恰與降伏或降服雷同，所以無條件降伏也就是無條件光復，二者混淆不清，沒有一個人有真切的領會。

　雖然其後的片段，顯係自保之故，鍾肇政行文已有修正，但今日讀此，能不鼻酸，能不為台灣人被統治者的「光復節制服加刺刀」式的馴化過程裡所犧牲掉的生命和自由而喟嘆？再對照看二十三年後龍應台寫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的文章〈啊！光復節〉（1985.10.26，後收於《野火集》）裡，明明寫的是台灣，全文卻徹徹底底地只有「中國人」，不見一個「台灣人」，能不叫人擲筆三嘆？至於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和馬英九市長在「二二八紀念館」裡辦「台灣光復節特展」的舉動就更讓人難以理解了。說真的，那還不如張曉風所說的：她曾描寫一篇散文是關於光復節時，總統觀看蛙人表演，典禮沸騰著反共復國的宣言，她卻從中瞧出一絲悲傷，因為知道「回不去了」。

　泛藍從當年的趙少康到如今的馬英九都在嚮往著戒嚴時代「美好的舊秩序」，而舊秩序是什麼？中文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傅科則會說：「一個狡猾的統治者，會讓他的臣民只注意到『統治者的主體權勢之存在』而非『他們被統治的事實』，只會讓他們感受到『服臣』的必要，而非『被制服』的事實。」

　我們被「制服」已夠久，我們「蟄伏」已多時，我們要有血有肉的新憲，不要行屍走肉的舊憲，要名實相副的國號，不要表裡不一的門牌，要唱能讓土地芬芳的國歌，不唱空洞虛無的黨歌。

　是台灣人就不過光復節，因為「台灣」和「光復」有過節，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台灣光復有過節，獨裁政權有夠邪
　大人走了來老爺，千篇一律沒區別
　善的好的都沒學，儘是給人穿小鞋
　走過黑暗多少年，酸苦辣味終轉甜

（作者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