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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發展簡史

    我們家族來自漳州府龍溪縣二十八都許茂州鳳林社下厝埕（現改爲龍海縣紫泥鄉）；都的意思是古時皇帝曾去過的地方，所轄範圍很廣，我們住的地方靠近廈門對面。來臺第一代住在八里，八里觀音山腳下近海處，尚有來臺第一代、第二代的墳墓。第三代搬到士林舊街，現在郭元益所在附近；再搬來新街，住在慈誠宮附近；現在那裹又變成舊街了，士林只有天母這裹在發展。我們從福建來臺灣今年正好188年，到我是第七代了。

    祖先們本來種田，搬到舊街時開始做生意，賣米、賣雜貨。祖先們都很辛苦，勤勤儉儉，有時候一天只吃一餐飯而已。到第四代開始，做生意發展，勤勤儉儉，賺了錢就買土地，古代的人做生意賺錢大都買土地。從曾祖父開始買，父親也買了不少。我們買的土地都在士林——舊街、湳仔（現在中山北路六段）、士林中正路附近。但是都被放領了，尤其是文林北路，靠近憲兵隊一塊很大的土地，約5,000坪。

父親

    父親林阿嬰，年輕時是生意人，但生意做到四十歲就沒做了，因爲靠田的收入已經可以維持生活。正好士林新街祖宮附近，父親的一些朋友厝租給人家做生意，現在要收回來，一收回來的話，别人無法做生意，父親因此犧牲店面，自己不做生意，將店面給這些人做生意。父親平日只做善事，才能做保正，保正做得很成功。若自己做生意，保正就會做不好。現在的里長就因爲自己在做生意，才會和里民脫節。以前有事，先找保正伯仔，父親勇於犧牲做保正很出名，很小的孩子都知道他。父親一生犧牲奉獻、熱心公益。

    父親對寺廟也很大方，古早人對信仰有很深的寄託，寄望神來保祐。像媽祖廟重建時，父親擔任重建委員會的執行長，自己打拚，也拿了很多錢出來。芝山岩山上的慈惠宫，父親也有捐獻。

    父親很愛讀書，毛筆字很漂亮。他雖然只有國小畢業，四年級讀完就跳升六年級，以前的人都較晚讀書，父親十二歲才去讀書。但畢業後，家庭說：不能再讀了。否則起碼也讀到中學。因此父親對我們的教育很注重，我們兄弟書都讀得不錯。

    林家以前是平凡的小老百姓，自父親那一代才興起。潘家是潘光楷當士林街長，戰後做七星區區長，潘光階的叔叔潘永清是擧人，舊稱旗桿府，母親潘銀鉤是旗桿府的小姐。士林舊居民都來自漳州府龍溪縣，因爲以前和泉州人械鬥，殺得很嚴重，所以老人家們好像都有立誓：漳州人不能娶泉州人。所以再怎麼嫁娶，娶來娶去都是士林附近的人。我們和吳家、郭家、何家都有結親。

    父親六十五歲過世，時在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母親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八十八歲過世。過世後，朋友看相片爲父親塑了一尊穿著臺灣衫的相，日本時代大都穿臺灣衫較多。

業佃關係

    日本時代和佃農打租，是佃農收成100石粟，我們可以拿到60石或70石。三七五剛好顛倒過來。田佃以前實在是苦，要看天吃飯，天若好收成較好，一甲田普通一期都以70石爲標準較多，若氣候好、運氣好，可以收到80石，甚至90石，田佃生活就較好過。父親很仁慈，若收不到租，有時也不收了。所以田佃的孩子到現在和我們交情也都很好，不時有來往。

    父親的土地，約有1,000石租，一年可以收l,000包的穀子，三七五減租後，就變很少了，後來又被放領，只剩下一點點；剩下的一點點又因爲開路、開公園，或捐贈學校，都沒有了。士林國校有三甲多地是我外公潘盛清捐贈的，人稱「五老爺」。父親捐贈士林國中千餘坪的土地，現在算起來，一坪就百餘萬。

    土地被放領之後，我們生活很苦。因爲父親早已不做生意，大哥是公務員。在鎮公所工作，我在讀師大，有配給米，每次都專程從學校騎腳踏車，載回家裹補貼生活。當我們漸漸懂事時，父親就過世了，我們兄弟很拚，自己開始做生意。那時生意比較好做，不像現在這麼難做。

    陳誠在臺灣才能實行土地政策，在大陸沒辦法，因爲過去臺灣人被日本人壓迫五十年，在殖民地教育下，不敢反抗。像臺中林獻堂，土地很多，幾千甲，全被放領，一氣之下跑到日本。

    其實古早人的土地不是搶來的，是勤勤儉儉存錢買來的。日本人的政策，對較有錢的家庭看得起。頭人若管得來，下面就好管。所以日本時代的老百姓，頭家聽話，下屬就聽話。現在的時代是看重下層，像現在勞基法，勞工一吵，頭家吃不消。我的朋友很多事業做很大的，光是勞基法和健保，一年就要花掉幾十億，過去這些都不必負擔的，有些工廠做不下去，都移到外國，如東南亞、大陸。但現在的少年家不知道父、祖如何勤儉持家，先花了再說，時代的變化很快。

    我們這些地主受害最大，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换來的股票、債券，爲了生活，都賣掉了，等於父親那一代之前累積的財產都空了。那時生活苦，我們都還在讀書，父親自四十歲當了保正之後就沒有做生意，都靠田租過生活。土地放領之後，等於在吃財產。有些地主很慘，三七五減租換了一些實物債券，吃都吃光了，不會周轉的都垮了。

    舊臺幣四萬换一元，我們也賠了很多。以前很節省，現金放在銀行，被銀行吃掉了；放在家裹，也因四萬換成一元，都賠光了。

    總之，我們家的經濟，在日本時代很好，到戰後，因爲四萬换一元、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經濟一下子垮了。有今天，是父親的恩惠和我們兄弟辛苦奮鬥出來的。

我的經歷

    我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出生。士林國校畢業後，進入大同中學，李登輝亦在該校讀了一年，再轉到淡水中學校。當時學校雖然是私立，但很難考，而旦不是畢業證書拿到就可以報考，要看學力才允准報考，被准子報考的十六個人中，才考上我一個。當時全士林街一年有一個考上中學就很不簡單了。大同中學位在大龍峒，是日本人蓋的學校，日本人占三受一，臺灣人占三分之二，現在已經變成啟聰學校了。

    中學畢業前我被日本人抽去當學生兵，當時舊制中學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都被徵調。我在中學時，因爲體格較好，屬甲種體格，已開始學習飛行的基本技巧，差點就被調去當神風特攻隊。

    終戰時，我中學畢業，再到淡水中學讀一年，之後考上師大理化學系化學組，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畢業。

    畢業後，照規定要服務四年，我實際上服務了六年，期間並曾擔任社子國校校長，社子國小是現在士林區最大的國校。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我辭去國校校長和復興高中教職之後兼警官學校教師。又因爲本身讀化學，對化學較有興趣，乃開設工廠。開設工廠之前，在麗華電線電纜公司（今之華新）當過總工程師，製造電解銅、銅線，是當時銅線製造最好的一間工廠。後來臺灣塑膠製造PVC粉，包電線的外皮的原料，乃以之製造PVC粒，包銅線。這其實也是兼職，不是正職，後來有關單位要我去整頓臺灣省七星農田水利會，時在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

    水利會長，我只做了一屆，在那裏較有成就感，將一個破破爛爛、負債累累、欠銀行欠了好多錢的水利會整理好。當時水利會長要競選，由代表投票產生會長，這些代表們都要錢，我堅持一毛錢都不給，我是要出來做事的，叫我賄選我做不到。結果他們還是選我爲會長。但水利會長我只做一屆，將所有的灌溉設施、財產整頓好了之後，就不當了。我是讀化學的，水利不是我的興趣，也不是專長。現在七星農田水利會財產好幾百億，就是在我手上整頓起來的。七星水利會灌溉範圍包括士林、北投、南港、內湖、汐止。

    古早七星郡名稱來源，是因爲夏天看往山頂可以看到北斗七星，故名「七星山」，在七星山周圍可以看到北斗七星的七個街庄爲七星郡。現在只有五個，松山、華山在日本時代就并入臺北市。七星郡在以前很重要，因爲土地非常肥沃，我當水利會長時，這附近一帶看得到的地方都是田，現在不同，都變成高樓大廈了。水利會現在是靠現金財產，不像以前是靠田維持。內湖內湖路一個大埤，被政府徵收，補償二十幾億。成功路四段有個「大湖」，也是七星水利會的財產。以前七星水利會灌溉用湖，現在值錢了，有的填起來當建地；也用了部分基隆河的水來灌溉，雖然河水所含有機物較多，不適灌溉。現在七星水利會的田，只剩陽明山、內雙溪、北投關渡平原、南港、汐止少數田外，都沒有田了。

    會長卸任後，我競選臺北市議員。那時臺北市剛好改制院轄市，我當臺北市一、二、三屆市議員。不當市議員之後，繼續經營自己的事業。閒暇時，我畫圖，舉行過畫展，也到世界各地觀光旅遊。

   士林國校一百年校慶時，我負責籌備的工作，邀請日本人老師、校友以及日本外交人員來臺參加，且出版《士林國校百年紀念集》。開展國民外交，頗獲好評。

二二八事件在士林

    終戰後有米荒，當時我們經營米廠。二二八事件後。開始當糧食局的指定倉庫，士林所收的穀子都放在我們倉庫，稍稍赚了一些。

    終戰時，缺米是因爲生意人囤積，有部分是臺灣人走私米到日本、琉球，再從日本買物品回臺灣，再賺一筆。以前臺灣米一季豐收可以吃三季。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之後，政府規定米收多少要繳一定比例的穀子給政府，準備反攻大陸時用。戰爭時糧食是最重要的。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月底，國民政府來接收臺灣，所有機關通知學生早上八點，特别要到仁愛路等阿兵哥來，等到下午四、五點還不來。一來，看到他們的服裝，有的挑扁擔，有的穿草鞋，像敗退的兵仔，沒有正規兵仔的樣子。老百姓，尤其是我們這些當過日本兵、受訓時被嚴格要求服裝整齊的學生，看了之後很失望。加上兵仔遲遲才到達，臺灣老百姓對此第一印象就不好。第二是土匪仔兵，買東西時，十塊錢的東西只付兩塊，或買東西時不付錢。看到女孩子，就要欺侮，很多第二高女、第三高女的女學生，被迫嫁給大陸人。臺灣人覺得國民黨的兵仔、政府都欺負我們，比日本人還鴨霸。寺廟也被占走，像士林媽祖廟、芝山巖都被占，後來是父親出面解決，給不少錢他們才搬走。當時我們叫他們豬，自稱番薯仔。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左右，大陸撤來臺灣的人自稱「內地人」，將臺灣也當做殖民地款待，就像日本人占臺灣一樣。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尚未進入師大。以前中學畢業要再讀一年高等學校。我到淡水讀，因爲大同中學的一些老師程度沒有多好，我想讀英語，淡水中學有美國人在教英語。在淡水中學讀了一年後才能考師大。

    在淡水讀中學時，剛好二二八事件發生，學校放假要回來時。火車沒走，那時我尚年少，剛好有輛卡車要回臺北，拜託駕駛讓我搭便車到士林。幸好我有車可以回到士林，因爲我離開淡中隔日就戒嚴。後來我回校時才知道校長、訓導主任、化學老師被槍斃。化學老師較年輕，兵仔進入學校，要搶化學老師手上的錶，化學老師和他反抗，被打死。隔日，校長和訓導主任被槍斃。淡水中學是長老教會的學校，教徒因此心裏面不滿，李總統其實也是受害者。事實上早期的國民黨很壞。

    我回家後，知道戒嚴，不能出去，所以留在家裹。有些少年人不知道戒嚴的嚴重性，跑到臺北市看熱鬧，被槍掃射死的人很多；如丁雲霖鎮長的一位侄子跑到臺北看熱鬧，被打死。

    二二八事件的第二天，我在古厝的後樓二階的地方看書準備入學考試，清早差不多七點多，有人來撞門，要來捉隔壁日本時代相當大尾的鱸鰻「太哥諒仔」，他手腳很快，跳屋頂逃走了，兵仔不知道，來敲我家的門。我把門打開，土匪仔兵沖進門，拿著有槍尾刀的槍，問：「有沒有人進來？」我說：「沒有。」他說：「奇怪，棉被還熱的，怎麼沒有看到人？」我答：「可能跳屋頂逃走了。」其實他的太太跑來躲在我家裏。他再問：「確實沒有來？」我答：「沒有。」那時已經戰後一年多了，我國語多少會說一點，兵仔看我會用國語和他們回話，沒有傷害我，四、五個人進屋子裏來，棉被、較暗的地方都用槍尾刀刺看看。幸好沒有下樓，若下樓，女人家會怕，被發現我們全家淒慘。出去後，厝頭家慘了，兵仔要捉厝頭家林焕堂，他們的理論是：房客跑到哪裹去。房東怎麼會不知道。捉去林焕堂之後，隔日，醫生何開盛等，也被捉走。父親當時是保正，去接洽，就放出來了。他們放人的意思是要紅包，父親不知道，以爲人放了就沒事，第二次來時，要捉我父親，他們說：「你當保正，應該知道規矩，我放人是要紅包的，怎麼沒有紅包來。」幸好大陸已經派白崇禧來處理，父親才沒被捉走。

    二二八時，我有一些親戚受害。李友邦是潘迺雍的母親的親舅舅，黃埔軍校二期畢業，做到中將，發生二二八事件，陳儀要他在廣播電臺放送，不要讓事情再擴大。他回說，既然已經發生二二八了，我是本省人叫我怎麼說？因爲這樣陳儀就指李友邦是共產黨，捉走後，他太太去向蔣經國求救，蔣經國了解李友邦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長，才放出來。後來又被槍斃，說他是共產黨，他太太被關十五年。我的親姨丈——我母親妹妹的丈夫林日高，曾經當過省府委員、也是省農會的理事長，捉了又放、捉了又放，後來也被槍斃掉了，說是日本時代加入共產黨。

四六事件

    四六事件發生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陸撤退時，流亡學生來師大的最多，因爲當時師大有宿舍、公費，吃住沒有問題。鬧學潮時，政府說是共產黨的學生、老師煽動。師範大學的老師，共產黨很多，學生中共產黨也不少，但是臺灣人不懂政治的複雜和可怕，隨便簽下自己的名字三個字，没參加任何活動就被認爲是共產黨了。那天我正好自士林搭火車到臺北驛，下火車後要换三號公車，當時三號公車可以到達師大。等公車時，有士林的人搭三號到臺北下車，告訴我不要去學校，整個學校自早上七點前就被包圍起來。

    幾天後，我到學校，聽說很多同學被捉走了。被捉的以我們那一屆最多，主要是住在學寮。不分本省、外省、是不是共產黨都捉，政府主張「寧可誤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被捉後，怕學生逃走，將手和手間用鐵絲刺穿綁緊。數學系和我同屆於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入學的十六個人，到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畢業時，逃的逃，被捉的被捉，只有一個畢業生，而那個畢業生是三年級四六事件後插班進來的。當時數學系、教育系的學生損失最多，我是師大第二屆畢業，我們那届畢業生才210多位，第一屆畢業生有260多個。

    記得當時大陸籍老師上課，五十分鐘的課，只上四十分鐘，十分鍾都在罵蔣介石如何如何，宋美齡怎樣怎樣，人的生命不如一隻狗。但事情發生前，他們都先跑了，因爲他們較有經驗，而且他們的朋友也有國民黨的，也會放出要捉的風聲，都先逃了，被捉的沒有幾個人，犧牲的反而是臺灣籍老師較多，不過都不是我們系上。教我們系的一個共產黨員魏鏞逃走了，教心理學的老師也是共產黨也逃了。當時教心理學、理則學的老師，比較有共產黨思想。

白色恐怖下的陰影

    我的同學謝傳祖，是臺灣人，二二八事件後，從廈門大學轉到師大的插班生，主修應用化學。三十九年（一九五○）時，保密局的人到學校裹，我們正在上課，他們間：有沒有謝某？我們一班只有十三個，老師當然認識每一個人，叫謝傳祖：外找，你出去吧。出去就沒再回來。兩個禮拜後，我在臺北車站看到他被槍斃的告示。當時槍斃後都會在臺北車站貼告示，我看到「謝傳祖確實參加共產黨，依法處決」。謝傳祖和我交情很好，現在還有一本書在我這裹，也曾來我家。我當時一直擔心，不知道會不會把我供出來，若供出來，至少也要關十多年。我中學一位高我兩班的學長姜文鑑，也是從廈門大學插班到臺灣大學，被指爲共產黨被關了十多年，出來後不久就死了。因爲被關時，爲了取得口供，强刑强打，「你怎麼不是共產黨，你若沒有參加共產黨，怎麼會和他那麼好？」强刑逼著承認自己是共產黨，身體都被刑求壞了。

    以前我們什麼話都不敢講，連自己的親朋好友也不敢講。我有親戚當兵時到金門，因爲不滿，在軍隊的廁所裹用鉛筆寫「蔣中正臭頭仔」被核對出筆跡，關了十多年。現在四十多歲以上的人大概都曾遇到這種事。現在，戒嚴解除，戡亂時期也取消了，大家自由自在，但還是有一些人不滿意。尤其是新黨的最會罵，他們以前是壓逼臺灣人的，貪污很厲害，現在貪污管道被綁起來，他們就大罵李登輝總統了。郝柏村做個小小軍人，競選總統時登記的財產幾十億，哪里來的？他的兒子臺大教授郝龍斌，有登記的財產就有七千多萬，私下不知道又有多少錢，怎麼來的？但新黨很會宣傳，趙少康、王建煊，哪一個不貪污，一些臺灣囡仔視之如神明，以爲政府多壞多壞。

    以前大陸的漢民族，說難聽點是非常狠毒的民族，譬如現在在開會，和中共一起在會議室裹說話，走出會議室門外，布袋當頭罩下，拖出去郊外活埋。當時連槍殺都覺得損失子彈可惜。現在還是一樣，像千島湖事件，大陸人爲了搶錢，潑臭油放火燒死臺灣旅客。以前馬賊騎馬衝過來，將莊頭圍住，東西搶走不打緊，人再打死，房子放火燒光。所以李總統罵大陸人「土匪」，是正確的。

    過去咱臺灣人很好管，因爲臺灣人被日本人管得很徹底了，所以大陸人雖然智識沒有比我們高，卻壓制我們，所以我覺得很不公平。李登輝領導的是臺灣的國民黨，中國國民黨早就沈落到臺灣海峽了。中國國民黨逃到臺灣算撿到性命，在大陸時每天在跑番仔反，逃到臺灣後才得到安定。現在公教人員退休、軍人退休，每個月都領退休金四、五萬元。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我一個月的薪水350元，一件西米羅（洋服）是1,500元，軍人兩朶梅花的月薪才領六十、八十元，現在都提高待遇。這麼好了，少校一個月也都領四、五萬元，還蓋房子給他們住，眷村改建也是給他們住，又哪裹不好了？咱臺灣囝仔要辛苦賺錢賺得半死，兩夫妻勤勤儉儉，才能買得一間厝可以棲身，他們都不用。他們的第二代也都很好，但都不會感恩，像現在忠誠路邊眷村改建，一樓的房子政府賣斷給他們才六、七百萬，他們轉手賣出去可以賣到六、七千萬，足足賺十倍，仍是不高興。

打拚的臺灣人

    我們以前很打拚，我和妻子白天都在工作，晚上回家我妻子織毛線，我教書教四、五處，工廠也去，可以說除了睡覺和吃飯之外的時間，都在工作。那時普遍都是這樣。外國人說，臺灣人非常能幹，夫妻兩人就能做世界的生意，太太在家裹等電報，丈夫提著○○七到世界各地，接到定單就打電話或電報回來，在臺灣趕快裝貨、運貨到外國。這只有臺灣人做得到。臺灣經濟的成功，是中小企業打拚出來的，當時，家裹就是工廠，尤其是紡織，都是一些沒出去工作的歐巴桑，在家裹織毛線，踩縫紉機車衣服，交貨出去。以前輸出美國的聖誕樹，也都是在家裹面加工後，再輸出。現在沒有人會這麼辛勞了。

    想起古早，有辛苦，也有甜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