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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守仁（左）、高一生（右）
高一生，1908年生，阿里山鄒族最早受現代教育的菁英，曾任阿里山鄉鄉長，並提出高山族自治構想。1951年，當局以破獲「蓬萊民族解放組織」為由，指高一生涉案，大肆逮捕；隨後又逮捕泰雅族省議員樂信．瓦旦（漢名林瑞昌），加上罪名「匪諜叛亂」，予以槍決。南北原住民，痛失兩大領袖。

【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原住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
五○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原住民戰歌
----------------------------------------------------------------------------一九四五年八月，台灣再淪陷後，中共中央委員會派早在日據時期即參加共黨組織的台籍黨員蔡孝乾「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領幹部張志忠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四月，張志忠先率領首批幹部由滬搭船，潛入基隆，開始在台北活動。同年七月，蔡孝乾潛回台灣，並迅速地結合了舊台共的重要幹部如廖瑞發、林樑材、簡吉…等，建立了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首要之務在於『緊密團結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號召「全省各階級人士（包括外省人與高山族同胞），組織廣泛的愛國愛鄉民主自治統一戰線」。由於中共在長征的過程中充分體認到少數民族問題的革命意義，因此他特別強調要「加強高山族工作；動員高山族同胞；與台灣同胞聯合共同鬥爭。」在這個原則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也制訂了開闢『高山族』工作的指導策略：
對高山族的基本政策：
（一） 發起高山族的自治自衛運動，完成其民族解放。
（二） 指出高山族的自治與自衛，必須與台灣人民反國民黨、反美帝的鬥爭密切結合。

在二‧二八的原漢聯盟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高山族工作，隨後在二‧二八人民蜂起時，展現了初步的工作成果。綜合各種出土史料來看，我們大致可以指出，在二‧二八事變的過程中，台灣原住民與左派組織聯合蜂起的幾個事實。
第一、 在台北，新店烏來的原住民原本決定下山支援由省工委會策動，黨人李中志和學生領導郭琇琮等指揮的青年學生武裝行動，然而因為客觀局勢的遽變而不得落實。
第二、 在埔里，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也取得部分霧社青年的支持。
第三、 在嘉義，阿里山的鄒族同胞應平地漢人的要求，在鄉長高一生與湯守仁的組織領導下參與了攻打紅毛埤軍火庫和嘉義機場的戰役，並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武工部長』張治忠領導的『民主聯軍』，取得一定聯繫。　　事變後，流亡香港的謝雪紅、蘇新等二‧二八蜂起的重要旗手，在四七年的十一月十二日組成了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經過了一場二‧二八的戰鬥，『台盟』對原住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重要性，有著更深一層的認識，因此在其綱領的第十五條，更明確規定：『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並得組織自治單位。』　　另一方面，『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島內開展的『高山族』工作，在二‧二八事變後也有突破性的進展。據國府官方資料顯示，自一九四八年五月『香港會議』至一九四九年期間，它陸續成立了一個全省性的『山地工作委員會』，以及兩個由原住民主持的外圍組織——『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和『蓬萊民族鬥爭青年同盟』。在原漢聯盟的運動原則下，在台灣山地實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想。　　然而，自一九五０年六月韓戰爆發以後，台北國府即通過民族主體性的出賣，而重新取得美國帝國主義基於本身反共、防共戰略利益的需要而給予的支持，並跟著在台灣島內展開一場全面的左翼政治肅清。在這段白色恐怖期間，台灣的官方報紙在密集報導刑殺漢族係所謂『匪諜』的消息之餘，也時而出現原住民黨人被捕被槍斃的報導。

山地工作委員會案
　　據國府安全局資料透露，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卅一日起，至一九五０年二月十六日止，台北國府保密局先後在高雄、台中、台北、基隆等地逮捕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省委』：陳澤民、張治忠、洪幼樵、及蔡孝乾等。然後於一九五０年四月廿五日，在台北市逮捕『山地工作委員會』的書記：簡吉。簡吉，高雄人，日據台南師範畢業，舊台共的重要幹部，曾任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是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的主將之一。光復後，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台灣革命先烈救援會總幹事等職。然而，戰後台灣的農民生活並沒有獲得改善，他於是起來再度從事農運。同時，通過昔日農組舊識蔡孝乾的介函，認識了張志忠，並協助其建立嘉義、台南地區的群眾組織。二‧二八事變發生時，他又幫張志忠組織『民主聯軍』，進行武裝鬥爭。一九四九年一月，基於現實『高山族』工作的需要，簡吉出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書記』，建立『山地工作委員會』。（地下黨組織原則是不吸收如簡吉之類日據時期以曝光的運動者入黨）　　據安全局的資料顯示，簡吉負責的『高山族』工作是按著『省工委』的指導策略，進行各種活動。首先，他指示幹部分別運用關係，積極發展組織，並已吸收林瑞昌（山地省議員），及湯守仁、高澤照（警務處山地工作人員）等入黨。

泰雅族醫師林瑞昌
　　林瑞昌（原名樂信‧瓦旦），是角板山的泰雅族醫師，日治時代，日本警察家給他們家的姓是『日野』，光復前山地同胞出身的醫生（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僅有兩位。林醫師因為是泰雅族出身，霧社蜂起事件的善後處理時被日本當局台出來安撫山地同胞人心而受過注目。　　光復後理所當然地，林瑞昌自日野改漢姓為林，同時被推舉為山地籍議員。『二‧二八』事變中，許多平地台籍青年都對角板山的泰雅族青年打過主意，但都由林瑞昌醫師勸止；因此並未惹禍。但是，『白色恐怖』時代他卻受中共地下黨山地工作委員會組織的牽連被處決。其姪林昭明則以『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叛亂案而被處十五年徒刑。

湯守仁案
　　安全局在『湯守仁案』的『案情摘要』欄記載著：一九四九年夏，林瑞昌先後兩次由『山地工作委員會委員』陳顯富邀約，與湯守仁、高一生、高澤照及簡吉等，在台北川端町月華園內聚會，討論社會情形及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對山地行政治安活動情形。陳顯復並指示他們組織「高砂族自治會」，（後來改稱「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由林瑞昌任主席，負政治方面責任。湯守仁負軍事方面責任。向山胞宣傳「匪黨」主義，並掌握山地青年，切實展開山地工作。另派民族自決代表，負責烏來及日月潭水源及電力之維護。以策應「匪」軍攻台。　　綜合上述資料，我們實在很難理解林瑞昌醫師從「二二八」到「五０年代白色恐怖」之間想轉折的過程，這點，必須等到或林瑞昌醫師相關的田野口述歷史整理之後，才可能稍見輪廓。然而，就官方資料來看，其餘姑且不論，如果連「維護烏來及日月潭水源及電力」都可以當作「策應匪軍攻台」的「叛亂」事實的話，這樣的政治條理，老白姓又能說些什麼呢？

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
　　林昭明，是林瑞昌醫師的侄兒。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因「具有匪諜嫌疑」，而被保密局情治人員逮捕。安全局彙編的「匪情」資料提供了有關林昭明「叛亂」的官方說法：　　一九四八年夏季，就讀台北師範的林昭明，因為寄居其叔林瑞昌於台北市萬華的寓所，而認識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工委會」的「書記」簡吉和幹部林立（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在嘉義竹崎設道生醫院），以及年紀相仿的卓中民：並經卓中民等施以政治教育。一九四九年五月起，卓中民又統一聯絡、教育林昭明與台北師範的同學趙巨德、高建勝，經常會晤，指示工作，努力實現「台灣解放」與「蓬萊民族自治」。五月上旬，林昭明與趙、高三人，共同在台北組成「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訂立宣言，以民族「自覺」、「自治」、「自衛」相標榜，預備於「匪」軍攻台時為內應，並決定分頭進行吸收山地青年的工作，發展組織。台北師範學校方面，由高、趙二人共同負責，台中師範學校及阿里山方面，由林昭明負責進行。林昭明會將台灣全省山地鄉、村長的姓名，向卓中民報告；同年十月，他又到台中吸收二名山地學生：曾金水與廖義溪，參加組織。另外，林昭明等人的「叛亂」事實還有：
（一） 介紹山地青年閱讀《社會主義的大意》、《什麼叫做學問》、《恩格斯社會主義發展史》等匪書，以麻醉青年思想。（二） 頌揚匪黨優點，攻擊政府缺點，號召山地青年，團結自救，展開「反國民黨反美帝」鬥爭。（三） 成立「山地解放團」，發展山地經濟，研究及發明山地文字，建立山地文化，以便共匪佔領台灣後，即可實行蓬萊民族自治。（四） 蒐及山地情報，及準備建立武裝根據地，配合匪軍登陸作戰。　　上述「叛亂」內容有多少事實有待田野歷史調查才可以得知。然而，當「發展山地經濟，研究及發明山地文字，建立山地文化」，也可以當作「叛亂」罪名時，其他「叛亂」適時的存在與否都不足到了！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保密局會同桃園縣警察局，秘密傳訊了林昭民。安全局的機密文件寫道，林昭明在情治人員「曉以大義，實施政治說服，促使其內心感動，並給予安全保證」之後「，坦白供認，曾參加匪黨組織。」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國防部清澈字第二一二六號令」核定，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三名原住民青年，「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依法應處極刑」我政府因該等均為本省山地青年，其所為叛亂罪行，係在學生時期，年輕識淺，一時失察，致受匪煽惑玩弄，誤蹈沄網，衛情可憫，且於獲案後，能坦白供述，故酌予減處有期徒刑「以啟自新之路」。　　安全局事後對本案之綜合檢討認為：「此種政策，誠屬寬厚。」事實上，林昭明等當年涉案原住民知青的真實感受尚有待我們進一步去探討、挖掘才可得知。

曹族戰士湯守仁與高一生
　　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第二十九案，是「高山族匪諜湯守仁等叛亂案」，偵破時間是「三十九年（一九五０年）十月」，地點在「嘉義吳鳳鄉」（今阿里山鄉），其中判死刑者有二十一歲的湯守仁、四十七歲的高一生、四十二歲的汪沽（清）山、三十一歲的方義伸（仲），以上四人同屬嘉義籍的鄒族同胞；五十五歲（在簡吉案中資料為五十四歲）的林瑞昌，與四十歲（在簡吉案中資料為三十八歲）的高澤照。　　在這份機密文件中有關刑死者個人的「叛亂」事實所記不多。林瑞昌部分前面已經整理過，此處不再贅談。另外，就只有湯守仁、高一生與高澤照有比較具體的「犯罪」事實，其他人則連名字都沒被提到。關於高一生，文件的「案情摘要」中寫道：　　「三一八年夏，由目前叛徒林良壽介紹與另案（山地工作委員會案）以決叛徒陳顯富相識。先後由陳匪約邀，與省議員林瑞昌及高澤照、簡吉等，在台北川端町月華園內聚會，共計兩次。討論社會情形及匪黨對山地行政治安活動情形。」　　至於湯守仁，除了與高一生、林瑞昌及高澤照一樣參與過上述兩次的聚會討論之外，他還擔負隨後成立的「高砂族自治會」（後來改稱「蓬萊族解放委員會」）的軍事責任。關於這點，在所謂「湯守仁案」的文件中並無具體事實可查。在「歷年辦理匪案」第二輯、第一百二十七案的「匪阿里山支部李瑞東等自首不誠案」中，勉強可見有關湯守仁武裝「叛亂」的活動有：（一） 派其親信方仲義（曹族，後來「自首」），在嘉義市以經營民生商店為掩護，作為「阿里山武裝基地」的聯絡站，負責進出山地黨人之聯絡。凡黨人必須入山者，應先至連絡站，由其派人攜帶。如係未曾晤面之同黨份子，則以聯絡暗號為識別。（二） 在山地經營一所醬油廠，以收容並掩護以暴露身份之流亡黨人。〔一九五０年，〕台北市委吳思漢因蔡孝乾被捕而身份暴露，無法在台北市立足，淤是將李瑞東、黃石嚴等人轉入阿里山湯守仁處；後來，從各地潛往阿里山的黨人日眾，於是奉蔡孝乾指令（第一次被捕後脫匪的過程中曾到阿里山視察）成立「武裝」組織「阿里山支部」，由吳思漢任書記。〕湯守仁將這些黨人偽裝成工人，一面從事生產以維生活。　　據官方資料顯示：一九五０年四月二十五日簡吉領導的「山地工作委員會」被偵破後，湯守仁曾經向保安司令部辦理過「自首」。　　然而，不到五個月後，保安司令部卻以湯守、仁高一生等「自首份子」，「利用政府寬大，匪特不知圖報；反利用山胞特性，與山地特殊情形，處處與政府對立。惡不改。」而再加以逮捕審訊，移送軍法機關法辦。並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處死。同樣是官方說法，他們的歷史向，確有著完全不同的描述。據說，「湯守仁案」的出賣者是阿里山基地的幹部：莊野秋（鄒族人）。住於阿里山基地形式險峻，情治單位只好假借省府名義，以「到中興新村開會」的理由，誘引高一生等人下山，於是在嘉義縣政府門口逮捕到案。「出賣者」莊野秋則獲得國府當局高度的告密賞賜，自此以後，取代高一生的位置，主導阿里山戰後四十餘年來地方政經的勢力，直到近幾年才病死。

台灣省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案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八點三十分，台北國府國防部所屬政治部， 發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破獲所謂「朱毛匪幫為台灣省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案」的全部經過。綜而言之，所謂：「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案」的「叛亂」案情大致如下：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為了配合「解放軍」登陸台灣，計畫和利用二‧二八事變中奪自嘉義等地軍械庫的武器，建立「阿里山武裝基地」，發展「游擊戰爭」，於是通過宣傳教育，說服吳鳳鄉長高一生及青年湯守仁，負責掌握山地民眾，保藏武器，並掩護黨人入山。　　一九四九年十月，學醫出身，抗戰期間曾於福建龍岩加入新四軍任醫官：戰後出任高雄《光復新報》附社長，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擔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高雄市支部書記」的高雄人張明顯，奉令入山指導阿里山基地。以樂野村為活動基地，樂野國校為活動中心，並以嘉義市民生商店為聯絡站，通過原住民的宣傳和組織：成立「台灣省蓬萊族解放委員會」的組織。　　「蓬萊族」，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對台灣原住民的統稱。「解放委員會」下包含「泰耶魯（太雅）族」、「排灣族」、「賽設特（賽夏）族」、「左歐（鄒）族」、「武嫩（布農）族」、「阿眉（阿美）族」、「亞美（雅美）族」等七個委員會，各委員會的基層組織則是小組。　　「蓬萊族解放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幹部是幾名漢族係台灣人。他們包括：鐵路局機務段司爐出身的工人許（劉）石柱。嘉義工業學校出身的黃至超；他除了與許石柱共同負責原住民的組織和宣傳之外，同時也負責台南、嘉義間的聯絡工作。劉水龍，也是嘉義學校工業出身；他是許石柱的胞弟，負責山區經費之籌措及與平地聯絡等任務。最後一位是台灣師範學院肆業期間因為參與、領導「四‧六」學潮而潛逃山區的陳正寰。　　一九五０年一、二月間，他們曾經在高雄到台東一帶的山胞活動，企圖串聯分屬不同族群的原住民，但沒有達成任務。二月間，因為蔡孝乾的被捕，從全省各地轉進入山的黨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另一方面，在張明顯等人入山不久，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情治人員即接獲內線通知，因因此早有組織布署：詳密偵察，一直到一九五０年十月間，認為時間成熟了，乃以迅雷手段，開始行動，先後在嘉義市及阿里山，將劉水龍、張明顯、許（劉）石柱、陳正寰逮捕。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中提到，當保安司令部情治人員獲悉「蓬萊族解放委員會」的組織內幕後，「首先對高一生、湯守仁二人曉以大義，准予悔過自新，去邪歸正，並付與協助當局肅清山地匪徒的任務」。而高一生與湯守仁也「深受政府寬大厚德之感召，徹底悔悟，痛改前非，誓願效忠總統，並導正負責領導山地同胞，團結一致，擁護政府，協助工作」。這一點，顯然與前面所提所謂「湯守仁案」的說法有所出入；歷史的事實顯然還有待後人調查。　　另外，報告又提到，情治人員在逮捕張明顯等人的同時，「並在高、湯二員協助，將吳鳳鄉所藏為匪控制之武器二批（報導中並附圖）悉數呈繳政府。」然而，安全局在有關「阿里山支部李瑞東等自首不誠案」（一九五二年二月偵破）的綜合檢討中卻特別強調：「匪阿里山基地之武器，於三十九年十月破獲湯守仁、高一生等叛亂案時，未曾繳獲。」兩種截然不同的官方說法，除了表現出當年半封建性國民黨官僚機構的落後與荒繆之外，更反映了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調查研究的困難度與必要性。據鄒族民眾的說法則是，那批武器彈藥，早在五０年政府軍上山清鄉整肅以前，就丟棄在一條窄隘面深黑的山溝裡。「那條山溝」鄒族人說：「如果丟下一顆石頭，很久很久，還可以聽到石頭滾動的聲音！」　　最後，這份報告更恬不知恥地宣稱：「保安司令部因見高、湯均能深明大義，徹底悔悟，對清查匪諜貢獻尤多，除准其返回本位繼續工作外，並派員前往宣慰。彼等返鄉後，整頓鄉鎮，夙夜匪解，推行至今，不遺餘力，云（三十九）年縣區劃分：實施地方自治，嘉義縣議員選舉時，吳鳳鄉山胞百分之九十以上參加投票，為全縣之冠，並協助政府辦理自首，進為更進一步表示其忠誠精神，復發動全鄉各界代表，於三月間來省，覲見總統，和各軍政首長獻旗致敬，親瞻領袖威儀並恭聆訓示，尤為感動萬分，益加痛恨朱毛匪幫的殘暴和無恥，均願將領袖的溫情和德意，轉達全體山胞：同心協力，盡忠政府，已完成反攻抗俄的偉大使命。」　　如果高一生與湯守仁等鄒族戰士果然就像官方所說，在其破獲「朱毛匪幫」後便發動全鄉各界代表，向國府表示忠誠。那麼，國府當局又該怎麼解釋「國防部四十三年二月十七日（43）清澈字第四三三號令」核定的湯守仁、高一生、林瑞昌、汪沽（清）山、方義伸（仲）、高澤照等六人的死刑，以及武德義（應是武義德）等人的無期徒刑與不等的刑期呢？

結語
　　被壓迫者所承擔的一切歷史屈辱，只有通過被壓迫追者本身的努力挖掘，才能還其本來面目。曹族戰士高一生、湯守仁等及其他族群的原住民戰士在二二八暨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的戰歌與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只有新一代的原住民知青走進民眾史的現場才得以還原，並且從被扭曲、被掩埋的歷史廢墟中重建原住民民族解放運動的光榮傳統！■

林懷民家族根本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幫兇、共犯，其父親林金生位為國民黨高官，並曾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白色恐怖年代，騙誘鄒族反抗軍領袖高一生出面投降，高一生與部分夥同革命人士湯守仁等因而遭槍決。此事件當然林懷民個人無涉，但其雲門舞集能在國內打響名號，甚至進軍國際舞台，國民黨的人脈關係與經費支持，難道不是雲林舞集成長茁壯的關鍵因素之一？依此而言，林懷民實無資格也缺乏現實基礎，大唱台灣過唐山渡台悲歌，因為台灣社會予其家族之協助、資源挹注難道還不夠豐沛？一味歌頌唐山過台灣的漢族移民史觀，那麼被漢族消滅、同化、圍剿的平埔族、高山族，又如何自處？